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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當前，一場冷戰(zhàn)結束之后規(guī)?？涨暗膶θA戰(zhàn)略大辯論、大反思、大調整正在美國上演。其參與者之眾，政界、學界、商界、軍界無不介入其中;議題之廣，從經貿、安全到人文、科技幾乎無所不包;程度之深，辯論直逼一個主題，那就是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是不是需要來個根本性的大調整。

　　美視中國為主要挑戰(zhàn)

　　跟以往不同的是，這次大辯論是朝野共舞、府會同臺，政府親自上陣引領、定調。白宮《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報告》公然將中國定性為“戰(zhàn)略競爭對手”，宣告既往對華戰(zhàn)略徹底失敗;五角大樓《國防戰(zhàn)略報告》聲稱美國安全的首要關切不再是恐怖主義，而是大國間的戰(zhàn)略競爭，中俄首當其沖;《核態(tài)勢評估》報告則將中國同俄羅斯等并列，視為美國核安全的主要威脅。

　　官方權威報告如此高密度、赤裸裸地將中國列為主要挑戰(zhàn)，甚至威脅，對塑造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辯論的環(huán)境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。而美國商務部時隔20多年首次發(fā)起“自上而下”的對華“雙反”調查，無疑是給本已十分嚴重的美中貿易摩擦煽風點火、火上澆油。

　　● 一方面，政府參與甚至引領這場大辯論，表明特朗普團隊中對華不滿的人物試圖主導對華決策。

　　● 另一方面，這場對華戰(zhàn)略大辯論似乎不分左右一邊倒地指責中國，呼吁重置對華政策的基調，這表明美國戰(zhàn)略界對政府的對華基調并非完全被動接受，而是心照不宣并樂見其成。

　　美國兩黨各派在國內政治議題上雖爭議頗多，甚至涇渭分明，但在對華問題上則異口同聲，出發(fā)點雖有不同，但指向卻高度一致，這一點是同以往幾次對華大辯論最大的不同。

　　此外，以往的辯論基本是在“接觸+遏制”“競爭+合作”的大框架內，辯論的焦點往往是對華接觸多一點，還是遏制多一點，中美是競爭大于合作還是合作大于競爭，這次則似乎擺明要跳出這個三十多年的對華戰(zhàn)略大框架，另起爐灶，構建一套對華戰(zhàn)略的新框架或新范式。

　　這場大辯論仍在進行中，但似乎幾個初步的共識正在形成：

　　● 其一，中國已經毫無疑問地超越俄羅斯，成為美國未來必須全力應對的主要戰(zhàn)略競爭對手，而且這個對手已超越經貿領域和亞太區(qū)域，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;

　　● 其二，美國既有對華戰(zhàn)略雖難說完全失敗，但可以說基本失效，亟須改弦更張進行調整重置;

　　● 其三，未來五至十年是中美戰(zhàn)略競爭的關鍵期，如不有效應對，中國將勢不可擋，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。

　　中美關系呈現四大變化

　　本輪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大辯論之所以呈現出新特點并得出以上初步結論，有結構性原因，也有政策性原因，同時跟特朗普執(zhí)政風格不無關系。

　　從結構性原因看，根本還是中美關系過去十年來的巨變，主要是力量之變、戰(zhàn)略之變、基礎之變、環(huán)境之變，四大變化同時來襲，令美國應接不暇、無所適從。

　　從力量對比看，兩國從以往的“(一)超(多)強”關系變?yōu)?ldquo;老大老二”關系，形成戰(zhàn)略競爭格局也就在所難免，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，也是難以回避的歷史基本規(guī)律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命題之熱炒就源于此。

　　從戰(zhàn)略態(tài)勢看，兩國由以往的相對隔離、間接過招演變成現在的直接對立、正面博弈，其源頭始于美國戰(zhàn)略重心從歐洲、中東突然全面轉向亞太，來到中國的家門口。而幾乎同時，中國對外戰(zhàn)略轉向倡議“一帶一路”，開始全方位“走出去”。

　　由此，兩國近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(qū)迎頭相撞，雙方既無歷史經驗可循，也無現成路徑可走，只能艱難地摸索共處之道。在這一過程中，彼此往往從最壞處、對號入座式看對方的一舉一動，自然加深了戰(zhàn)略猜忌，加大了戰(zhàn)略風險。

　　從戰(zhàn)略基礎來看，長期構成中美關系壓艙石的經貿關系現在反而成為最突出的問題，而類似冷戰(zhàn)時期共同應對蘇聯(lián)、“9·11”事件后聯(lián)合反恐這樣的安全基礎目前也基本不存在。特朗普執(zhí)意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(xié)定，令支撐雙邊關系的氣變合作也受到侵蝕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兩國關系出現顛簸搖晃也就不令人意外。

　　從戰(zhàn)略環(huán)境看，中美關系對內受各利益群體的掣肘，對外受“第三方”因素的滋擾，雙邊關系的主軸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，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。

　　美對華認知狹隘片面

　　面對這些根本性變化，中美雙方其實都不適應，關鍵在于如何與時俱進調適心態(tài)、調整思路加以因應。中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，正是基于此的一種主觀努力。遺憾的是，美國不是去呼應其中的積極意義，而是刻意放大其“謀略”色彩，虛與委蛇，最終將其束之高閣。

　　結果，在奧巴馬執(zhí)政時期，兩國錯失了構建合作共贏新框架的歷史機遇。一心想著“美國優(yōu)先”的特朗普政府，則干脆另起爐灶，走上封閉保守的舊路。

　　在戰(zhàn)術層面，緊盯經貿關系這一點而不計其余，不切實際地追求立竿見影的奇效，一旦未得逞便蠻橫無理不擇手段;在戰(zhàn)略層面，則草率地自我否定、武斷地自認吃虧，最終倉促地選擇從“戰(zhàn)略對手”的視角規(guī)劃新的對華戰(zhàn)略。

　　美國朝野此番對華辯論幾乎眾口一詞指責中國，另一重要誘因是對近年來中國對美認知的誤讀或“過分解讀”。美國認為中國目前有意輕忽美國實力，巧妙松動美國秩序，并開始逆向影響美國思 想文化教育領域，施行所謂“銳實力”，所以美國必須施以顏色、曉以利害，讓中國知所進退。

　　上述特點同特朗普的世界觀、中國觀及其團隊構成也多有關聯(lián)。作為崇尚實力、善于交易、不循常理的房地產商，特朗普身上兼具里根式強硬和尼克松式變通，他用“有原則的現實主義”自我定義似很貼切。其中國觀多源于此前做生意的經歷，以及一些對華極端派人士的思 想灌輸，因此帶有片面性、隨意性和狹隘性。

　　政府內缺乏對中美關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，加之頻繁的人事變動，客觀上給中下層官員尤其是少壯派官員提供了空間，《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報告》那種直抒胸臆式、針對性極強的對華政策表達，顯露出的正是這樣一種情緒化色彩。

　　美對華戰(zhàn)略“五位一體”

　　目前的情形是，美國在對華認知上形成了若干新共識，但下一步采取何種戰(zhàn)略因應則尚沒有答案。國會近期頻頻舉辦各種主題的涉華聽證會，旨在匯聚共識形成對策。遍覽美國各大智庫的報告和學者們的著述，似乎也沒有誰提供什么有效的藥方。何以至此呢?

　　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是美國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全新的戰(zhàn)略對手。這個對手類似蘇聯(lián)那樣幅員遼闊，擁有相當的軍事實力，但選擇了一條有別于蘇聯(lián)的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發(fā)展道路：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脫離，與現有國際體系相磨合而不是相沖突，獨立自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(fā)展道路。

　　它擁有當年日本那樣的經濟金融規(guī)模，卻更加獨立自主，更有潛力，更具韌性和戰(zhàn)略回旋空間。它擁有歐洲那樣獨特的文明體系和價值體系，卻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，也就更有生命力。它還擁有像印度那樣的巨大的人口規(guī)模，且在2020年將宣告全面脫貧，走上城市化、現代化和國際化。

　　如果說美國歷史上成功應對了幾乎所有戰(zhàn)略對手(或者說“老二”)，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戰(zhàn)略經驗和戰(zhàn)略手法，那么今天面對的中國，則是一個“三合一”或“四合一”式的全新復合型對手，任何單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應對。

　　何況在眾多領域和眾多議題上，這個對手還是美國必須依賴的合作伙伴，這個對手同美國在經濟金融上已經深度相互依賴，這個對手始終堅持發(fā)展中美關系，倡導“太平洋足夠大，容得下中美兩國”。

　　美國當政者今日所糾結的，恰恰在于對這樣的中國不知如何是好。全面遏制恐損人也損己，全面接納又放不下身段，放任自流則擔憂生變、心有不甘。如此看來，未來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恐怕還是繞不開競合兩面和軟硬兩手，任何簡單化、單一化的戰(zhàn)略最終恐都行不通。

　　但毋庸置疑，“全面競爭”已成為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的基本出發(fā)點，“對等互利”、“基于規(guī)則”、“結果導向”成為對華戰(zhàn)略的總原則。在這一基本框架下，美國戰(zhàn)略界人士在對華戰(zhàn)略設計上主張“不回避競爭，不放棄合作，不懼怕對抗”。

　　主要策略是塑造對美有利的“軟制衡”環(huán)境和約束中國的各種規(guī)則，以及加大針對性強的軍事準備、外交圍堵和經濟高壓，大體是接觸、遏制、規(guī)制、競爭、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機結合，當前階段其遏制、規(guī)制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，尤其在經貿領域更加咄咄逼人。

　　但從長遠看，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無法跳出上述“五位一體”的總框架，只是依據不同事態(tài)、根據互動情況排列組合而已。這一框架較過去“接觸加遏制”的兩面性政策多幾個維度，體現了新時期中美關系的特殊復雜性或多面性。

　　面對美國對華戰(zhàn)略的可能變化，中國的戰(zhàn)略核 心應該是預防、塑造、準備，即千方百計預防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問題、挑戰(zhàn)、風險;利用我們已然具備的實力和影響力，去盡可能地塑造健康穩(wěn)定的中美關系;同時準備一旦塑造不力，我們有足夠的辦法應對最壞的結局。

　　著眼未來，首先要夯實根基、做好自己，尤其是對美國施壓最甚、風險最大的金融、保險、服務領域，做好家庭作業(yè)，迎接更深層次的開放。其次要堅定信心、保持耐心。從長遠看，中美實力差距在縮小，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目標是一個長期過程，中美關系要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。再次要謙虛謹慎、穩(wěn)扎穩(wěn)打。

　　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，但從另一個方面講，越是在這樣的時候，我們面臨的挑戰(zhàn)和風險越多，遇到的阻力和矛盾越大，行為處事就更要如履薄冰，保持謙虛謹慎的心態(tài)。其他如合縱連橫、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利用矛盾、兩面下注，利益交匯、危機管控，必要時敢于斗爭并善于以斗爭求和平等等，都是在中美關系進入戰(zhàn)略相持期必須堅持的政策和策略。